记者万建辉 实习生敖凌鸿
武大学生纪录片作品《从珞珈到延安》片段。
一台“埃姆”牌35毫米电影摄影机，从武汉辗转送往延安，促成延安电影团成立，随后摄制了一批陕甘宁新闻纪录片和新闻素材，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的许多珍贵历史镜头，为开拓和发展人民电影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的起点。
社会实践团成员、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大学生张书铭在周恩来夫妇与伊文思摄影机合影照片前。记者万建辉 摄
3月1日，“青春华章·行走的大思政课——2026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团湖北江苏行”活动走进武汉大学，来自湖北江苏两省10所高校的12名大学生，在珞珈山周恩来旧居展厅的一张照片前驻足。讲解员介绍，照片中周恩来、邓颖超身边由三脚架支起的摄影机，正是1938年著名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送给延安八路军的电影摄影机。
那台摄影机记录下的是信仰与热血
“第一次看到伊文思这个名字，是在一张照片旁。那是周恩来夫妇与一台西式电影摄影机的合影，如今被展示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周恩来旧居内。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竟然有一位外国纪录片导演来到中国，还留下了一台电影机。伊文思是谁？这台摄影机背后有什么故事？”
2026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团湖北江苏行12名同学在武汉大学周恩来旧居聆听讲解员讲解。记者彭年 摄
这段旁白，来自武汉大学学生制作的纪录片作品《从珞珈到延安》。因为对这张历史照片背后的故事尤为感兴趣，社会实践团成员们在校方帮助下看到了这部学生作品。
这部作品时长13分34秒，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三学生张嘉静、刘衍希、刘蓓蓓联合导演，历时半年策划、拍摄到制作成片。该片双线交织叙事，一条线是1938年伊文思的摄影机如何从武汉送达延安；另一条是3名大学生创作者，循着档案与口述记忆，从珞珈山寻访拍摄到黄帝陵，重走这条红色之路，这也是片名的由来。
该片开头，画面是无人机拍摄的珞珈山漫山红叶，镜头拉近到位于珞珈山“十八栋”的周恩来旧居。同时配旁白：“他去那天晚上，总理用车送他去的。说是在郊区的一个公园门口那见面，黑灯瞎火的，谁也没看清谁。两个人握着手，伊文思就说了，延安，延安。”说话人是延安电影团重要成员吴印咸的女儿吴筑清。当年的那个晚上，伊文思亲手将摄影机交到吴印咸手上。
去年9月，张嘉静和刘衍希、刘蓓蓓开始查阅资料，走访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湖北省档案馆，在学院老师指导下完成围绕摄影机背后故事的纪录片拍摄大纲。
长江日报记者联系到张嘉静，了解到3人同是大三广电专业。“当时老师布置课程作业要拍武大一景，我们选了周恩来旧居，进去拍摄过程中发现了周恩来夫妇与伊文思摄影机合影的照片”，张嘉静说。“我们是广电专业，开始是对百年前的电影前辈和摄影设备感兴趣，后来了解到伊文思拍摄《四万万人民》，把中国人民抗战的故事讲到了全世界，非常感动。又了解到伊文思把这台摄影机送给八路军，促成延安电影团成立，由此开创了中国人民的电影事业，感觉这台摄影机背后的故事意义重大，值得发掘再现。”
看过该片，社会实践团成员、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郝亚涵表示：“当年那台摄影机记录下的，是信仰与热血；今天这群年轻人用脚步丈量的，是对这份遗产的致敬。黑夜中交接的那束光，穿过80多年，依然照在今天的路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接过火种的人！”
这台摄影机也是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的起点
《从珞珈到延安》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老师陈凯宁指导下完成。陈凯宁介绍，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陈列着这部“摄影机”，且展陈文字把这部摄影机送达延安的意义，提升到“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的起点”的高度。
记者联系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馆长周静。周静介绍，中国的红色电影事业发端于1938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团，而延安电影团的第一台摄影机正是由伊文思送出的。“八办”收藏的并非伊文思摄影机原件，而是相同型号的摄影机，原件从延安流转到北京，目前可能收藏在国家博物馆。
当年伊文思拍摄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的历史性场景，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人运筹帷幄、共商抗战大计的身影，成为见证初心使命的珍贵史料。这些在武汉及前线拍摄的黑白影像，最终被剪辑成不朽名作——《四万万人民》，以中、英、法三种语言在多国上映。
周静说，延安电影团成立后，由这台摄影机拍摄的多部反映抗战和边区生活影片，走出国门在海外放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的起点。
社会实践团成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专业大三学生陈默也表示，在那个中国革命在国际上几乎发不出声音的年代，周恩来已意识到，光在国内争取民心还不够，还得让世界听懂中国的声音。在武汉期间，他会见了斯诺和其他国际友人，向世界传递中国最真实的声音，也包括促成伊文思的摄影机送达延安，继而成立延安电影团，开启我党的电影事业和国际传播事业。
记者注意到，片中有张嘉静走进“八办”，观看伊文思手持这台摄影机拍摄的特写照片，展柜中展出了“埃姆”牌35毫米电影摄影机的实物。照片下的解说文字介绍伊文思1938年1月经香港、广州来武汉，拍摄反映中国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片中，三人创作团队还来到湖北档案馆，查到一份“汉口银行支付伊文思1938年在武汉罗吉饭店房膳费用情况说明”的档案。
片中故事脉络清晰。1938年伊文思先后到汉口、台儿庄、西安等地拍摄，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建议下，伊文思来打算从西安设法去延安拍摄，但受到限制回武汉。伊文思在武汉见到周恩来，拍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开会的情景。伊文思经周恩来推荐，见到中国进步电影艺术家袁牧之。恰逢袁牧之将去延安，这才有伊文思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汉口郊外的秘密约定地点，将摄影机和胶片交给袁牧之派去的摄影师吴印咸手中的一幕。
如何为时代立像？80多年前他们给出了答案
作为纪录片创作者之一，刘蓓蓓告诉记者，“吴筑清老师（吴印咸女儿）很久没接受采访了，她把采访地点选在吴印咸工作室。吴奶奶对我们说，很高兴我们到来，前辈已经远行，她们这一辈在老去，我们能来了解这段历史是好事。”
三人从吴筑清老师和延安电影团成员钱筱璋之女张岱老师那里，了解到更多关于延安电影团成立后的故事。
早在1937年10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一个提纲，写到要争取中国抗战胜利，就要加强对外宣传，对外宣传的手段第一个，就是电影。1938年8月底，袁牧之等人把摄影机及胶片带回延安后，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成立由袁牧之、吴印咸、钱筱璋等人组成“延安电影团”。电影团成立后，第一项重大任务便是拍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38年10月1日，延安电影团在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的黄帝陵拍下了第一个镜头。这也是武大三人创作团队为什么一定要前往黄帝陵拍摄的原因。
1939年1月结束了在延安的拍摄之后，电影团成员分别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拍摄八路军英勇抗击日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支前活动。到1946年，延安电影团克服物质上，技术上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摄制出《延安与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南泥湾》等新闻纪录片，以及《白求恩大夫》《延安各界纪念抗战五周年》等新闻素材；记录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珍贵历史镜头，为开拓和发展人民电影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看了该片，社会实践团成员、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大学生张书铭动情表示，这部纪录片对他而言，不仅是在讲述一台摄影机的传奇，它更是在探讨一个永恒的问题：我们青年一代如何为时代立像？八十多年前，一群电影人和一位国际友人，用勇气、信任和非凡的职业精神，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了解身边红色历史，把先辈担当精神融入日常学习生活
“我们足够幸运，遇到了愿意讲述故事的人。”刘蓓蓓介绍，她们收到的第一个回应，是来自《危险地活着：伊文思传》作者汉斯·舒茨先生的邮件，那是2025年10月28日影视剧研究课的课间，她们三人激动得差点相拥而泣。因为汉斯的介绍，才得以跟伊文思基金会会长安德雷·斯图夫肯斯先生进行线上视频采访。
三人完成了近三万字的资料整理，结合网络资料与实地调研，坐了高铁，挤了绿皮火车。三人从抗战题材影片《里斯本丸沉没》获得灵感，叙事重点落在寻找上。在影片中，张嘉静出镜成为讲述者，带领大家经历从寻找，到失落，再到补全的过程，最终呈现出完整故事。
“更让我们动容的，是历史背后的情感温度。通过延安电影团成员后代的口述，宏大的历史变成了具体的人生选择，教材上的名字背后是鲜活的故事。”刘蓓蓓说，对历史的追问，从来不止于答案，更在于在一次次寻找中，让那些被遗忘的故事重新被听见、被铭记。当我们循着电影机的足迹，触摸到前辈们的初心，就能更深刻懂得今天的我们为何要回望过去。
刘蓓蓓说，作为今日中国的年轻一代，要学习当年延安电影团的先辈，把当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传播出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看完武汉大学学子拍摄的《从珞珈到延安》，我很受触动。”社会实践团成员、南京师范大学大三学生陈思允表示，传承红色基因从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也并非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像武大的同学们一样，我们可以主动去了解身边的红色历史，去挖掘那些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用自己的方式讲给更多人听；可以把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担当精神，融入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配资咨询平台，脚踏实地学好专业知识，在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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